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快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新形势下,全方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必须以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为抓手,构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先进制造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和未来世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高点,是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主攻方向。近年来,我国实施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提升行动,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消费品、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等重点领域,创造了超过20万亿元的主导产业产值,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经济高水平发展塑造了强大动能。
但也要看到,我国先进制造业集群距离世界领先水平还有显著差距。在产业内容上,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不够高;在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上,关键核心技术及产品的自主可控能力不够强;在产业分工上,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竞争力和控制力不够强;在集群形态上,集群化、品牌化、国际化水平不够高。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核心在于创新,重点是协同。
注重供需协同,强化要素供给和市场需求对创新的支撑。注重财政、金融、人才政策等供给侧驱动创新政策实施的连续性。比如,约定给予创新型企业的年度专项研发资金补贴和人才基金项目,应保障及时落实和兑现,不能随意中止、取消。更要注重从需求端入手,通过激发产品需求带活市场,打通创新产品通向市场的渠道。比如,在新能源产业领域,可通过实施相应的电力电价政策扩大储能市场需求;通过加强对消费的人的补贴,加大和完善充换电设施、加氢设施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力度和服务水平,逐渐完备技术、产品、应用等标准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创新和市场应用。
促进要素协同,优化配置创新资源要素。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瞄准全球产业创新前沿,加快制定一批重要产业的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提升指南与行动计划。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重点培育发展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优势产业、先进产业和前沿产业,建立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自主可控产业链。优化服务产业科学技术创新的资金链,根据创新活动配置资金。
推动链条协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充分的发挥制造业优势,引导社会资本向重点、优势和卓越产业链的上下游关键环节延伸布局。以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共同目标,根据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推动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调整,以全产业链视野打造、提升产业链集群。加强区域联动,推动各地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团队培育组建、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共享。
加强政策协同,促进新兴起的产业与传统产业互动发展。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因地制宜做好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起的产业培育壮大、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政策设计。不仅扶持和培育产业,更要维护市场之间的竞争,促进创新;同时注重提升政府部门的创新服务、市场监管和平台建设水平。(韩超、杜宇玮)
人工智能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先导产业、基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正在通过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更新、重组,生产关系、生产制度重塑,成为最具潜力、带动力和深刻影响力的新质生产力引航。
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实现共建国家的一起发展与繁荣。经过11年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标志性项目相继建成并投入运营,为共建国家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经济学在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中的角色,应该是在科学决定气候目标的基础上,主要研究怎么样以成本最小化的方式实现该目标,而不是将经济考虑凌驾于科学之上,由经济学决定温升应该控制到什么程度。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